游腾飞，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基层治理、科技政治学和国家治理理论。霍佳佳，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政党理论。姚雨辰，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治理。
“长者技术畏惧”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仅来源于社区信任的碎片化趋向，还与技术本身的适应性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度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导致“长者技术畏惧”现象的出现。
社区自治系统兼具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其间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国社区实施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步入新时代，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模式开始取代行政主导模式，居民通过自助、互助等形式实现自我服务和自主发展。在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系统信任机制在社区遭遇困境。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社区成员对制度的认同和内化程度偏低，使社区信任缺失问题愈发严重。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阐释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模式，即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呈同心圆波纹式扩散，从内到外，从亲人、熟人到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信任度逐步递减。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表现为人际信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这种以关系为本位的人际信任逐渐崩塌。人口流动性的提升导致城市社区内的社交关系日渐淡薄，人际互动的频率与规模大幅缩减，不利于社区信任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中，人际信任的部分功能有所减弱，交往的陌生化日益普遍。网络交往与在线沟通在个体间互动及信息交换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主要的交往渠道。这意味着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对信任的需求显著增加。为了降低由未知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区中迫切需要构建数字化信任体系，即一种“虽不相识，但依然信任”的社区数字信任模式。“对陌生人无感情的和普遍的信任要变得可信和有保证，就必须有其他因素作为媒介”。因此，在社区内建立广泛的人际信任，仍然需要社区数字信任作为纽带。
此外，社会文明和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各类系统，比如货币体系、专家体系、计算机系统和互联网系统等。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由专家系统主宰并依赖象征标志进行交流的社会，现代人正越发依靠其并不了解的、陌生的系统。然而，系统所提供的信任感并不是持久稳定的，譬如，货币造假、学术腐败、算法黑箱、个人信息泄露、计算机网络病毒等系统风险不断涌现。随着人们对社会系统依赖性的逐步加强，防范系统失灵、构建数字信任成为促进社区信任发展的重要方向。
社区智慧养老中存在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主要源于养老服务市场对需求的误判和供给的错位，具体表现为高昂的养老服务成本与老年人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冲突。对需求的过度估计导致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进而影响了养老服务市场的均衡状态。从需求端来看，虽然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提供了养老服务需求的潜力，但这种潜力的实际转化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一方面，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会在特定年龄产生特定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健康状况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其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从供给端来看，我国智慧养老服务存在结构性不足或过剩等问题。供需的不匹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需求的误解：养老服务提供者未能深入研究目标群体的实际需要，导致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盲目性。比如，过度提供针对健康老年人的通用服务，忽视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通用服务替代性强，需求弹性大，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不足，最终造成资源浪费。
智能设备的设计忽视了老年人的实际体验和感受，使得老年人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比如，健康检测可穿戴设备虽然能够通过连接蓝牙和Wi-Fi进行检测，但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和数据泄露风险。智慧养老还面临着服务功能局限性和老年人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接受度低，导致智慧养老效率低下和老年人对其不信任。研究发现，老年人迫切需要安全监护和情感关怀；同时，养老服务需求逐渐呈现出个性化的差异，由基本的生活照料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服务。
相较于其他社会服务，养老服务需要更多的人力提供专业性、技术性的服务。由于需要把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纳入考虑范围，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导致服务成本上升；而受到家庭内部消费结构、自身消费意愿和养老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往往较为有限。因此，供需之间形成了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导致养老服务市场发展受限。
当前，社会适老化程度低加重了老年人的数字不信任感，急需促进社会适老化转型。社会适老化转型是一个全局性问题，涉及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社会政策等。在推动社区适老化改造和智能设备适老化设计等方面，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更多地体会到的是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不便，这加重了老年人的“时代隔离感”和数字不信任感。
智能设备（比如适老化手机）的设计未充分考虑银发族的个体差异，以泛化与统一化的概念去定义“老年需求”，是对老年人刻板印象的现实印证。首先，智慧养老信息统计的智能化程度还不够高。由于智能设备的发展和应用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实现对老年人相关信息的集成、应用和分析，能够充分发挥智能作用的养老产品种类也很少，常见的只有智能手环和智能手机。养老产品很难与养老服务进行有效对接，也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实际需求。其次，智慧养老产品不够智能，产品的设计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场景和个人习惯，老年人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因而产生抵触情绪和排斥心理，使得智能产品的高级功能得不到有效应用，造成资源浪费。最后，在设计智慧养老产品时，除了要充分考虑银发族的实际情况，还要注重产品的便捷、简明和可操作性，在给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的同时，也要充分保护其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在国家大力推进社区智慧养老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应对“长者技术畏惧”已然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认为，南宫28应对“长者技术畏惧”需要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智慧养老，具体可将其划分为起步探索、快速发展、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各阶段的重点依次为科学规划数字化养老体系、试点攻坚智慧养老改革痛难点、全面推广智慧养老建设，使“群众有感”。
在起步探索阶段，政府应聚焦于智慧养老服务中的关键问题。这一阶段的核心是通过系统性规划打好智慧养老的基础，确保后续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科学性。首先，应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在智慧养老建设中的角色与职责分工，民政主管部门应与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确保智慧养老发展有序推进。其次，政府应积极开展智慧养老的社会治理实验研究，通过实验研究积累经验，逐步明确智慧养老服务的分类分级标准和规范。在此过程中，应充分汇聚银行、学校、大型国企等的资源，推动形成养老领域的多方战略合作机制，从而更好地拓展智慧养老项目的研究深度与应用广度。最后，通过培训、论坛、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和解读智慧养老的政策制度与实施标准，提升公众对智慧养老的认知与理解，营造全社会支持智慧养老发展的良好氛围。
此外，这一阶段还需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各地政府在根据区域特色制定智慧养老发展策略的同时，还应注重区域间智慧养老资源的共享。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的区域均衡性，还能通过区域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整合，为进一步推广智慧养老奠定基础。
科学规划的关键在于前瞻性与可操作性。通过这一阶段的探索和积累，智慧养老服务的推进将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后续的快速发展与全面深化提供有力支撑。
在快速发展阶段，各地应抓住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试点等机遇，全面推进“国家智能社会治理特色实验基地（养老）”建设。此阶段的重点在于通过持续的迭代升级打造全流程服务、全事项覆盖、全过程便捷的“数字民政”平台，实现从“数字归集”到“数字孪生”的跨越，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系统化和数字化发展。围绕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养老数据在不同部门、层次、类别之间协同共建和互通共享。通过规范化的数据分类分级、使用监管、脱敏处理及加密存储传输等措施，确保数据在共享和开放利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构建起智慧养老数据的安全防线。不断完善数据管理体系，实现从数据采集、整理到应用的闭环管理，进一步提升智慧养老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
在此阶段，还应重视深化科技赋能，积极打造数字养老服务圈。通过建设和开放更多的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改善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体验。运用多样化的智能设备，比如利用智能机器人、防摔倒探测报警器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健康监测、安全防护和生活支持服务，逐步提高智慧养老的服务质量。发挥示范效应，通过试点攻坚的不断深化，在技术和平台建设方面建立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为智慧养老的全面推广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全面深化阶段，政府应以优化数字治理平台为发力点，以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为突破点，推动“数字养老”向“数字享老”转变，实现智慧养老建设“群众有感、监管有力”。为此，需要采取多项措施来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全面深化和广泛应用。首先，实施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通过组织专门的培训、讲座和社区指导活动，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掌握智能设备的使用方法，从而提升他们对智慧养老产品的接受度。同时，通过社区中心、线上指导平台等普及智能设备的操作技巧，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上手。其次，加强养老服务的智能适应性改造，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精准化发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绘制老年人群体画像，深入了解不同老年人的特点与需求，优化智慧养老资源的配置。通过云端养老顾问、智慧平台等促进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有效整合各类养老资源，确保老年人及时获取所需服务。最后，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与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家政服务等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产业协同发展为养老服务注入更多创新活力，拓展养老服务的内涵与外延，助力智慧养老的多元化发展。
社会适老化转型倡导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的老龄化社会环境，通过外部条件的适老化改造减缓内部机能老化的冲击，使老年人也能共享数字红利。社会适老化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推行无障碍化改造，为老年人出行、就餐和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第二，在社会服务方面，通过社区智慧养老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安全防护提供必要支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三，在社会政策方面，保障老年人合理参与社会分配，共享发展成果；第四，在社会文化方面，营造适合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文化氛围。
此外，实现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的全面覆盖也是这个阶段的关键任务之一。依托认知障碍服务管理系统推出数字友好地图，为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提供精准、友好的生活支持服务。这些数字化工具不仅能够帮助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还能为他们提供出行与服务指引，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还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如前所述，智慧养老在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长者技术畏惧”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长者接纳失温”、智能设备使用上的“代际认识差异”以及能力素养提升方面的“知识更新过速”。这些问题不仅来源于社区信任的碎片化趋向，还与技术本身的适应性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度密切相关，对新型养老模式的推广构成了现实阻碍。对此，本文提出分阶段推进智慧养老的策略，期望可以通过科学规划、试点攻坚、全面推广的有序推进，逐步缓解老年人对智能技术的畏惧，提升智慧养老的实际效果。
毫无疑问，智慧养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必将成为未来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方面，如何通过增强社区信任以及推动智能技术与社区服务的有机结合来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本地化与精细化，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此外，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提升与社区支持体系的完善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数字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帮助社区摆脱养老资源供给的结构性不足和对服务资源的制度化依赖，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